九·一八事变后，日军迅速占领东北，并很快带来了大量日本军人的家属以及妄图借机发财的日本奸商。随着这些人陆续涌入东北，东北的大街小巷开始出现大量日料店、妓馆等娱乐场所，整个地区在短时间内仿佛变成了日本人的“欢乐世界”。这些外来者的到来，使得东北的城市风貌和日常生活发生了急剧变化。
以通化县城为例，最初开设的两家妓馆——“花月”和“松茂里”，分别开业于1933年，这一年是日本昭和八年，伪满大同二年。当时，这两家馆子规模较小，仅有七、八名日本女子和三、四名朝鲜女子。随着日本在东北的势力逐渐深入，到了1935年，通化的这两家妓馆开始扩张，规模一度达到近百名姑娘，几乎全是来自日本九州天草群岛，也有少部分来自朝鲜。
每到晚上，馆前的街道上就会停满小汽车，进进出出的多为日本人和朝鲜人，其中不少是身着黄呢军服的日本军官。当地人即使财富丰厚，也无法接近这些妓馆的大门。那些胆敢妄图捣乱的中国人，常常被馆里的日本浪人毫不留情地痛殴，甚至有时直接被宪兵带走。就连好奇地远远瞥一眼，许多人也会因此遭到毒打。为避免麻烦，当地人纷纷绕路而行，躲避这两个日式的场所。由此可见，侵略者的傲慢与肆意，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。
尽管“花月”和“松茂里”名义上是料理店，但实际功能却是妓馆。以“花月”为例，其老板河田是一位五十多岁的退役日本军官，曾在战场上负过伤。他的妻子河田菊子本名“花月”，所以河田将店名取自妻子的名字。在这家馆子里谋生的姑娘大多来自日本九州天草群岛，最年轻的只有十五岁，年长的也不过三十岁左右。
河田自视甚高，瞧不起中国人，甚至在馆前挂上了“本店不接待中国人”的木牌。他凭借与日本宪兵的关系，安排了持枪巡逻的宪兵把守，气焰十分嚣张。河田自豪地宣称，每天的营业收入高达2500元，认为自己很快会成为通化最富有的人。
而“松茂里”的老板松茂次郎则是另一番景象。松茂原本只是一个售卖酱油的小商贩，但嗅到机会后，他与妻子桥木玲子一同从日本来到东北，在通化开设了这家妓馆，与“花月”展开了竞争。尽管两人同为日本人，但由于生意上的竞争，他们关系并不和谐。河田曾多次扬言要教训松茂，但始终没有付诸行动。
松茂次郎的妻子桥木玲子身材高挑，精通中文，常穿着旗袍，几乎没人能察觉她是日本人。她是个极为精明的女人，善于拉拢人心。她从京都请来了十多个歌舞伎，为无法回国的日本军官和行政人员表演日式歌舞，这些表演令不少日本男子热泪盈眶，他们把“松茂里”称作“小京都”，并与歌舞伎结下了短暂的关系，用以抚慰思乡之情。由于这些歌舞伎的魅力，“松茂里”迅速吸引了大量日本军官和高官，甚至有些人频繁光顾，导致河田的“花月”生意大为下滑。
到了1939年，伪满洲的各个县城几乎都充斥着日本人开设的妓馆。进入1943年，这些原本只在夜晚营业的场所开始在白天也开始营业，甚至打出了卖酒的招牌。日夜不停的喧闹，充满了污秽的气氛，这或许是侵略者们深知战争即将走向失败的日子，在沉迷享乐中抱着“活在当下”的心态，所展现的猖狂与堕落。
随着日本的战败，大批日籍妓女成了无法安置的群体。她们中有些选择依靠当地人收留，愿意成为那些孤寡汉子的妻子；有些则继续在当地的妓馆内工作。然而，大部分妓女最终还是以日本侨民的身份被遣返回国。那些留下来的大部分人，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返回了日本，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这一切才终于画上了句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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